现在位置:首页
> 法院文化 > 法官论坛

从基层法院视角谈刑事冤家错案的产生和防范——以萧山法院为例

2022-04-01   

    论文提要:近期相继出现的多起刑事冤假错案再次引起社会公众对刑事司法的高度关注。2013年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更是撰文强调“要像防范洪水猛兽一样来防范冤假错案,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中央政法委也针对性出台了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目前,社会公众的目光主要集中于近期出现的重刑刑事冤假错案。而刑事司法实践中,基层法院办理了绝大多数刑事一审案件。刑事无小案,任何一个刑事案件都关乎公民的名誉、财产、人身自由等。基层法院刑事审判同样存在冤家错案的可能性。笔者以基层法院为视角,结合萧山法院刑事审判经验,对冤假错案的产生和发展、如何防范等方面予以分析和总结。(全文共7428字)

 

一、基层法院刑事审判概况

(一)基层法院刑事案件审理概况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之规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但是本法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除外”。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的案件;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全省(自治区、直辖市)性的重大刑事案件;全国性的重大刑事案件等。据相关统计1),基层法院一审审理的案件数量占全部案件数量的90%左右。刑事一审案件情况也不例外,绝大多数刑事一审案件是由基层法院审理的。

(二)萧山法院近几年刑事案件审理概况

1.刑事案件收结案情况。2012年至2016年期间,萧山法院共受理刑事案件11743件,审结刑事案件11765件。其中,2012年受理刑事案件2987件(含旧存95件),审结2882件;2)2013年受理刑事案件2384件(含旧存110件),审结2295件;2014年受理刑事案件2303件(含旧存89件),审结2213件;2015年受理刑事案件2137件(含旧存94件),审结2082件;2016年受理刑事案件2200件(含旧存268件),审结2188件。(详见下图)

2.刑事案件适用程序情况。从案件适用的程序来看,萧山法院的刑事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比例低,具体如下:2012年审结的刑事案件中,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共1051件,占结案总数的36.47%;3)2013年审结的刑事案件中,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共443件,占结案总数的18.03%;2014年审结的刑事案件中,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共410件,占结案总数的18.71%;2015年审结的刑事案件中,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共497件,占结案总数的23.87%;2016年审结的刑事案件中,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共544件,占结案总数的24.86%。除部分案件因附带民事诉讼及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等,大部分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系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详见下图)

(三)基层法院刑事审判现状分析

结合以上萧山法院的刑事案件的基本情况,可以看出目前基层法院刑事审判面临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案多人少,办案压力大。以萧山法院为例,近年来萧山法院刑事审判人员年人均结案数基本上在160件以上,其中高峰年更是达到了年人均结案数在220件以上。二是案件审理难度增加。从萧山法院近两年受理的刑事案件情况来看,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均在400件以上,其中大部分系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虽然基层法院刑事案件大部分系轻刑刑事案件,但案件难易与刑期轻重并无直接关联,不少轻刑案件也存在案情复杂的情形。三是存在冤家错案的风险点。基层法院刑庭面对案多人少且要求高的新形势,既要保持结案均衡和高效运行,又要保证审判质量。而在办案压力大的情况下,要做到精细办理每个刑事案件基本上是很难实现的。而事实上,不认罪的刑事案件从数据上看也占了相当的比例。对于刑期较高的不认罪案件,通常在审查证据是会更加严格,但基层法院的刑事案件总体上以轻刑期的为主。从这个角度看,在强度较高的审判压力下,若思想上稍有松懈,基层法院刑事审判相较于上级法院,产生冤家错案的风险更大。

二、冤家错案的产生与发展

(一)产生冤家错案的法院层面因素

由于人的认识的局限性、技术发展水平的相对性、程序制度的疏漏性以及其他许多因素,冤假错案的发生仍然存在极大的可能性,或者说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发生。从侦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到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的被告人,直至判决生效以后的刑事罪犯,应该说冤假错案的产生是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法院作为刑事诉讼的最后一道防线,对冤家错案的产生更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从法院层面看,造成冤假错案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思想上未引起重视,尤其是针对被告人不认罪或翻供的案件。基层法院的刑事案件大部分系轻刑刑事案件,甚至不少案件被告人在被诉至法院时羁押期限与可能判处的刑期已经非常接近甚至还可能超过。即便是不认罪的刑事案件,轻刑案件也占了很大比例。若抱持着“反正刑期也差不多了,估计判决了被告人也不会上诉”或者“公诉机关都诉至法院了,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心态办案,那么距离冤家错案也就近了。

2.庭审流于形式,未对证据进行实质性审查。刑事案件经过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证据体系已经基本明确。法院审理阶段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通过开庭审理,对证据进行实质性审查和认定。尤其是针对被告人不认罪或被告人翻供的案件,不能依赖公诉机关移送的卷宗证据,而更应注重法庭审理中对案件事实的查明。另外,通过观察被告人在庭审中的表现,法官亦可以形成一定的内心确认。若法庭审理流于形式,则丧失了庭审的意义。

3.过于被动审查,调查取证全部依赖于侦查机关。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即刑诉法赋予了法院主动调查取证权。但实践中法院主动调取取证的情形少之又少,即便有补充侦查需要也是通过侦查机关,甚至可能认为“侦查机关都无法调取,我们就更不可能调取到证据了”或者“反正我注意到了,提出来了,是侦查机关没有调取到,那就只好判了”,殊不知侦查机关可能因为最终结果对其不利而“无心调取”或者甚至是“不愿意调取”,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最终还是由法院承担。

4.“疑罪从无”原则贯彻不到位。审判实践中,可能因为牵涉到其他相关部门的利益,法院几乎很难做出无罪判决,即便是绝对无罪的案件,比较常见的亦是由法院准许公诉机关撤回起诉。绝对无罪的案件尚且如此,更不要说是“疑罪”案件。“疑罪”案件在前期认定上甚至需要多部门进行协调,这种“协调”从实质上来说是极不正常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协调”也意味着法院“疑罪从无”原则贯彻的不到位。

(二)冤家错案的发展趋势

近段时间相继出现的冤假错案基本上都与“刑讯逼供”有直接关联。随着刑事司法环境的改善,和以往一样高强度的“刑讯逼供”基本已经难以实现,以萧山地区为例,侦查人员讯问被告人,除刚到案的讯问在办案单位进行以外,必须在看守所进行,而目前看守所有全程的讯问同录音录像。同时,在办案单位的讯问中,也必须在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因此,随着司法环境的改善,冤家错案也随之发展变化。一是因“刑讯逼供”导致的冤假错案的比例势必会下降。结合现在的刑事司法环境,“刑讯逼供”存活的空间已经非常狭小。但仍要警惕变相地刑讯逼供,审判实践中,有被告人提出侦查人员在第一次讯问时(如讯问地点在侦查办案单位)有违法讯问行为,或者又在如侦查人员将犯罪嫌疑人以辨认的名义带出看守所,辨认完后再将被告人带至办案单位进行讯问4);又或者侦查人员采用其他非法讯问行为,如指供、诱供、骗供等。二是其他言词证据,如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辨认笔录等易成为今后冤家错案的主要成因之一。人类的一切科学,都建立在人类自身的观察、知觉、记忆等基础之上,所以一般意义上的知觉、记忆结论也自然能够符合法律理性的许可标准。这或许就是证言尽管不是尽善尽美,但仍然具有证据价值之原因所在。5)但言词证据因其主观性强,易受外界影响,故言词证据容易成为产生“冤假错案”的原因之一。三是“绝对无罪”案件的比例会有所减少,“疑罪从无”案件比例会有所提高。审判实践中,对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往往在案既有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也有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因科学、技术手段的有限性,案件诉至法院后不少证据已无法调取,想要完全恢复或还原案件全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在此情况下,若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则只能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对被告人宣告无罪。

三、基层法院防范冤家错案的对策

(一)提高警惕,审慎面对每一件刑事案件

刑事无小案,哪怕错案率只是万分之一,一旦落到被告人身上,则意味着百分之一百的灾难。基层法院刑事审判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如何在有限的精力下,即要保持办案效率,又要保证办案质量是目前基层法院刑事法官普遍面临的问题。近两年萧山法院刑事案件数据显示,每年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均在400元以上,其余案件系简易认罪案件。被告人认罪的和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应区别对待,审查侧重点也应有所区别。其一,对于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尤其是供述一直稳定的案件,可以简化审查。从萧山法院2012年的数据来看,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认罪,且刑期在三年以下)数量占总数的60%以上,对这类案件可以简化审理,甚至按照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大部分轻刑认罪刑事案件还可以通过速裁程序消化吸收。其二,对于对被告人表示认罪,但曾供述反复的案件不能掉以轻心,需要审查被告人供述的真实性,应在庭审中审查被告人翻供的理由及最终表示认罪的理由,是否有讯问同步录音录像予以印证等。其三,高度重视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从数量来看,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并不在多数,但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是每一个刑事法官应集中精力审查的重中之重。不可否认,大部分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最终经查证系被告人为逃避审判或避重就轻。但不能因此就抱有侥幸心理或者对不认罪的被告人一概而论。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对待被告人不认罪或者翻供的案件,是刑事法官避免冤家错案最好的良药。

(二)树立“以庭审为中心”的理念,强化审判的中心作用

刑事诉讼包括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阶段,而审判无疑是整个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该规定从立法上明确了审判是决定被告人是否有罪的关键阶段。庭审过程中公诉人需要向法庭出示指控被告人犯罪的证据并发表的公诉意见,被告人及辩护人对公诉人出示的证据予以质证,并发表自己的辩论意见,同时被告人及辩护人也可以向法庭提交证据并交公诉人质证。整个诉讼活动中,只有在法庭审理阶段控辩双方的力量是相对对等的。近年来,萧山法院多措并举强化审判的中心作用。一是充分利用庭前会议,提高庭审效率。新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设立庭前会议制度。庭前会议,是指在开庭审理前,人民法院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为开庭审判作准备的预备性程序。自新刑诉法实施以来,萧山法院联合萧山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公诉案件庭前会议的实施意见》,规范了至今萧山法院刑庭已召开庭前会议7次,会议内容包括非法证据排除、证人出庭作证、出庭鉴定人、专家证人名单确定及复杂、疑难案件证据的厘清等方面,效果显著。二是加大力度促进证人、鉴定人、专家证人等出庭作证。证人出庭作证对于查明案情、核实证据、正确判决有着重大意义,但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率低下,绝大多数情况下书面证人证言在庭审中被直接使用。为提高庭审质量,结合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相关规定,萧山法院实现证人出庭作证36人次(包括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鉴定人出庭作证3人次,专家证人出庭作证1次,取得了非常好的庭审效果。三是强化合议庭的评议职能,对于组成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实现庭审后当即合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过庭审最直观地接触了被告人,并全面听取了公诉机关的意见、辩护人的意见,通过第一时间评议案件有利于案件的审理和判断。

(三)严格审查证据,确有必要时应依职权调查取证

1.充分利用客观证据,确证案件基础事实,尤其是要充分利用科技的力量。客观性证据是指以人以外之物为证据内容载体的证据,这些证据内容的载体通常是客观之物,虽然也会受到自然之影响,但是在有限的诉讼时限内,在没有人为因素介入的情况下,其外部特征、性状及内容等基本稳定,所包含的证据内容受人的主观意志的影响较小,因而客观性较强。6)所以,客观性证据与主观性证据相比,稳定性、可靠性更高,对于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具有很高的证明价值。尤其要充分发挥科技的力量。尽管科技手段有其不足,但其在提升办案质量方面的作用不容小觑,我们决不可因噎废食,只能适应时代要求使用好科技的力量。7)如监控录像、通话记录、手机基站等客观性证据,在被告人不认罪案件中,应当充分发挥作用,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2.加大力度审查言词证据,不过分依赖口供。言词证据因其主观性强且获取的可能性大,几乎成为近期国内几起冤家错案的重灾区。目前的司法环境中对于被告人供述要求日益严格,要求必须在特定地点,且有同步录音录像的环境中才可以进行,应该说能很大程度上避免刑讯逼供导致的不真实口供。但审判实践中,仍有一定比例的被告人提出被变相地刑讯逼供或者其他非法讯问行为。因此,在针对被告人供述时仍应严格审查。而除被告人供述以外,其他言词证据基本上都是以书面的形式进行庭审质证,且除被告人供述以外,其他言词证据并没有严格要求进行同步录音录像,而证人出庭作证或者被害人出庭作证的比例少之又少。在被告人供述难以突破的情况下,不排除因各种因素最终证人证言或被害人陈述出现不真实的情况,因此在审查言词证据时应时刻保持怀疑的心态,必要时通过证人出庭作证或者被害人出庭作证等方式确保案件事实的查明。

3.必要时应依职权调查取证。不可否认,刑事法官应当居中审判,在控辩双方之间保持中立,不偏向任何一方。在调查取证方面,的确应限制法院主动调查取证权,甚至有观点认为法院不应该主动调查取证。整个诉讼活动中,侦查机关的职责主要是全面、客观地收集证据。可以说侦查机关拥有最有利的侦查时机,最全面、科学的侦查手段,对刑事案件证据的收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公诉机关建议补充侦查时,也主要依赖侦查机关调查取证。那么会出现一个问题,若因某些原因侦查机关不配合收集证据或者怠于收集可能跟案件相关的证据,该怎么处理?是否法院只能被动接受?因此,根据目前的审判实践,赋予法院一定的调查取证权还是很有必要的。审判实践中存在侦查机关怠于调取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8)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法院还是应当主动调查取证,而不是消极接受侦查机关出具的“无法调取”的说明。

(四)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刑事案件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的前提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若无法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依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应当对被告人宣告无罪。“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并没有统一标准,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形成于法官内心的确认,而这种内心确认主要是基本对刑事案件证据的分析。通常有需要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案件中,在案既有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亦有指控被告人犯罪的证据。而刑事案件证据的认定不是简单的数据优势,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数量上多于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是否就应当认定被告人有罪,比如两者之间是2:1、3:1甚至是4:1?当然不是。要知道,被告人一方只有一个人的力量,顶多还有一两个辩护人,而他们要对抗的是代表国家的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力量之悬殊显而易见。而实践中侦查机关、公诉机关更注重于指控被告人犯罪的证据,亦的确存在侦查机关怠于调取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结合上述情况,在两类证据兼备的情况下,法院应充分考虑被告人一方的偏弱势地位,以严格的标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对于无法“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案件,大胆地宣告无罪,而不是经“协商”后“疑罪从轻”或者准许公诉机关撤回起诉。法院只有做到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减少为冤假错案“买单”。

 

结语

基层法院刑事审判正面临着很大的困境,在高强度的办案压力下,又要保证办案效率,还要提高案件质量,避免冤家错案。实践证明,近几年查明的冤家错案大部分原因在于前期侦查机关的非法取证行为。但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是否也消极地纵容这种行为?因为你法院最终还是作出有罪判决。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法院要为自己的纵容付出代价。那么,作为最后一道防线,法院应该怎么做?避免冤家错案非一朝一夕能完成,作为法院更是任重道远。从司法实践看,法院审理阶段对证据的审查的确有一定的被动性,前期的证据收集法院并没有参与,大部分情况只能依赖侦查机关调取的证据对案件事实作出判断。因此从法院审理阶段避免冤家错案有一定的难度。但法院也不能因此而消极被动。倘若一味的追求和“公、检”和平相处,只会恶性循环。法院可以通过自己方式制约侦查机关、公诉机关。法院自身应重视每一件刑事案件的审理,树立“以庭审为中心”的理念,严格审查证据,对有疑点的证据一律予以排除,对证据不足的,一律“疑罪从无”,如果能做到这样,无形中会给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反而会迫使他们提高办案质量,最终受益的也是法院,也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减少冤家错案的发生。

 


 
最高人民法院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萧山区政府门户网站
Produced By 大汉网络 大汉版通发布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