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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违类行政案件“合法难”困境及出路

2022-03-31   

论文提要:    

因违法建筑强拆而导致的行政诉讼案件是行政诉讼领域中的一块痼疾,不仅案件量大,而且败诉率也十分高。然而在行政机关看来,这类案件的败诉,是“不得不败”的无奈,同时也是“败亦何妨”的“假败诉”,就此在实际拆违工作中,行政强制法关于违法建筑强拆的严格程序规定,并未发生应有的规制作用。如何化解这一合法难的困境,对此笔者以X区基层法院行政审判案例为范本,结合X区行政机关拆违实践、政策来分析败诉原因,笔者认为立法与实践脱节以及司法机关监督力度不够是败诉率高的主要原因。针对上述原因,笔者认为推进行政机关依法且有效率拆违,需要行政机关自身以及司法机关的共同努力。对于行政机关而言,要在制定政策时引导行政机关依法强拆,在实施强拆时则要在依法前提下缩短程序节点、善用替代措施,提高行政效率。而对于司法机关而言,则可以通过适当的无效判决以及补偿判决来加大监督力度,倒逼行政机关依法强拆。全文共9826字。

 

主要创新观点:

本文以X区基层法院2016年度行政机关违法建筑强拆行政诉讼案件为范本,依据相关数据、案例以及X区行政机关关于违法建筑强拆的相关政策等来分析违法建筑强拆案件败诉情况、特点及原因,从行政机关拆违实践出发,分析立法与实践脱节的情形,为行政机关寻求一条既符合法律规定同时又满足行政机关效率需求的拆违合法路径。其次,本文从行政机关的相关政策、行政机关实施拆违行为、司法机关的审查多角度多方面分析拆违案件,不仅仅站在司法审查立场上去看待拆违案件败诉问题,更是出于司法保障政府中心工作政治责任的角度,希望能够给行政机关建言献策,找出一条既符合依法行政要求同时满足行政效率需求的拆违路径,司法与行政一起推动拆违合法难困境的破解。

 

正文:

 

引言

因违法建筑强拆而导致的行政诉讼案件是行政诉讼领域中的一块痼疾,不仅案件量大,而且败诉率也十分高。然而在行政机关看来,这类案件的败诉,是“不得不败”的无奈,同时也是“败亦何妨”的“假败诉”。行政强制法对拆除违法建筑的严格程序规定,无法满足政府工作效率的要求,牺牲程序合法的要求,是为了更有效的完成工作任务,因此这是“不得不败”的无奈;另一方面,法律并不保护违法建筑本身的损失,所以即使行政机关强拆行为被确认违法,他也不用为违法建筑本身承担赔偿责任,不会对其产生实质性影响,败诉压力较小,“败亦何妨”。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行政强制法关于违法建筑拆除的严格的程序实质上并未发生立法者所预设的规制作用。

作为中国特色的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两方面的定位:一方面法院对行政机关履行审判监督责任,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另一方面,法院也担负着保障政府中心工作的政治责任,为行政机关的工作提供一定的司法保障。因此,面对行政强制法规定实质被搁置的现状,面对行政机关这种行政效率与合法程序要求的冲突,作为司法机关,应当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为其寻求既符合依法行政要求同时又保障行政效率的违法建筑物强拆规则,使得行政强制法的规定既能够发挥应有的规制作用,同时又是符合行政管理实践、满足行政效率需求的法律。

一、拆违类案件现状分析-以X区基层法院为例

X区基层法院系Z省范围内收结案量最大的法院。X区地域广阔,目前正开展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剿灭劣V类水”、“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以及“城中村改造”工作,行政机关在拆除违法建筑方面承担了较为重大的责任,也产生了许多关于违法建筑强拆方面的行政诉讼,故本文以X区基层法院2016年度行政机关违法建筑强拆行政诉讼案件为范本,依据相关案例以及X区行政机关关于违法建筑强拆的相关政策等来分析此类案件败诉情况及原因,进而探究如何才能推进行政机关依法强拆,同时又使司法和法律能够保障行政权的有效行使。

(一)拆违类案件基本情况

    2016年,X区基层法院行政审理案件共结案178件,其中涉及违法建筑强拆案件共计38件,占比21%。在这38件拆违案件中,败诉案件29件,占比达76%,而其余9件案件均为撤诉或者裁定驳回起诉。这也意味着,在法院审理过程中进入实体审查的强拆类案件,败诉率高达100%。

    图一:X区基层法院拆违类案件占比(2016年)





笔者对该29件案件中涉及的违法建筑形成原因、行政机关拆除违法建筑动机、行政机关败诉情况进行了梳理,形成图二、三、四:


图二:违法建筑成因梳理

违法建筑成因

案件数量

受让村集体未经审批建造的房屋,未经审批承租村集体土地后自行建造房屋

2

一户多宅

5

向铁路部门承租铁路用地后建造房屋

15

未经审批擅自建造

3

其他或者未提及

4

 

图三:行政机关拆违动机梳理

拆违动机

案件数量

响应“对区级以上道路沿线违法建筑进行专项整治”政策

1

响应“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一户多宅和空心村整治”政策

2

开展“两路两侧、四边三化”专项整治行动

14

开展“三江两岸、四边三化”专项整治行动

3

履行日常监管职责

1

未提及

8

 

图四:败诉行政机关及败诉原因分析1)

败  诉  情  形  梳  理

败诉行政机关

败诉情形

具体原因

判决结果

乡镇人民政府及街道办事处(29件)

一、程序违法(21件)

违反行政强制法第35、44条所规定的公告、催告程序等,构成程序违法。

确认违法

二、缺乏职权依据(7件)

涉及一户多宅的处置,乡镇人民政府并非法定的有权处置的职权部门,缺乏职权依据。

缺乏相应的责成命令。

三、赔偿责任(2件)

将合法建筑予以拆除,对合法建筑的损失予以赔偿。

确认违法并赔偿

拆除过程中造成人身伤害的,依法予以赔偿。

(二)案件特点

1.多为政策性拆违。笔者对该29个败诉案件中被告的答辩内容进行梳理,从答辩内容中可见,有较大部分的拆违均是围绕“三改一拆”这一政府中心工作而展开的各种政策性拆违,例如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名义而展开的“一户多宅清理”行动、围绕“两路两侧”、“四边三化”专项整治行动政策而展开的对铁路沿线违法建筑的拆除行动,以及配合“城中村改造”而展开的拆违整治行动等等。此类拆违行为,是为了完成政府在一定时期内的特定中心工作而展开的,系政策型拆违。

2.历史遗留违法建筑多。对涉案违法建筑成因进行梳理,部分违法建筑存在的成因并非单单是违法建筑使用人一方的过错,与当地政府、村集体组织以及某些国有单位等都有一定的关联。部分违法建筑存在时间较久远,长期处于政府默认的状态下,之所以会拆除,往往是应一定时期内政策要求进行排查后确定拆除,而此时违法建筑使用人早已经对该建筑存在具有一定的信赖利益;另一方面,部分违法建筑是早年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建造,之后通过转卖的形式交由村民使用,又或者是相对人租用铁路部门的相关铁路用地建造厂房并长期生产,无论是村集体经济组织还是铁路部门,均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相对人对其租用或者转卖的行为具有一定的信赖利益。这两种情形之下对违法建筑进行强制拆除,造成了相对人较为强烈的抵触和不满情绪。

3.败诉机关均为乡镇、街道。该29件案件中的被告均为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具有强制拆除权机关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成的相关单位,依据为城乡规划法第68条,第二为县级以上交通、水利等主管部门,依据为公路法第79条以及水法第65条,第三为乡镇人民政府,依据为城乡规划法第65条。在这三类部门中,其他两类只对特定范围内的违法建筑进行查处,而镇街拥有较广泛的违法建筑查处权,故在拆违类案件中被告为乡镇街道的占比较大。另一方面,相较于城区的行政机关,镇街工作人员流动性比较大、相关拆违部门职权杂乱,缺乏专业的法律指导,由此亦是造成此类案件败诉率较高的重要原因。

4.判决均为确认违法,而且如果确系违法建筑,那么在判决书的“本院认为”部分会对建筑进行定性。鉴于强拆行为系事实行为,不具有可撤销性,因此一旦经审查存在违法情形,只能确认行为违法或者无效。鉴于目前行政审判中无效之诉法律适用规定较为模糊,法院在判决结果上一般会选择确认违法判决。其次,对违法建筑进行定性,是法院在审理拆违案件中一个理应查明的事实。但是由于法律并不保护当事人的违法财产,一旦涉案建筑被认定为违法建筑,则行政机关的行为即使被确认违法,也不需要对建筑本身的损失进行赔偿,由此法院对违法建筑的定性,在客观上一定程度的减轻了行政机关败诉的压力。

(三)“不得不败、败亦何妨”之困境

在大部分的拆违案件中,政策性导向的强拆较多。而一旦是基于某种行政任务而进行的强拆行为,则都讲究时效性,强调对违法建筑的快速及时拆除。但是如果一定要遵循行政强制法第35、44条关于违法建筑强制拆除的程序进行拆除,那么势必无法满足行政效率的要求,无法完成政府中心工作任务。在这样的情形下,牺牲法定程序而满足行政效率的要求,在行政机关看来是一种“不得不败”的无奈。

其次,法律并不保护违法建筑本身的损失,所以即使行政机关的行为被确认违法,他也不用为违法建筑本身承担赔偿责任,故确认强拆行为违法这一“败诉”判决并没有产生败诉的实质性影响,因此,在行政机关看来,“败亦何妨”。相较于其他案件而言,这一类案件所面临的败诉压力较小。

因此,正是这样一种“不得不败,败亦何妨”的行政机关现实的心理,导致拆违类案件败诉率居高不下。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它将行政强制法第35、44条所规定的严格的违法建筑强拆的程序规定变成了一纸空文,无法成为约束行政机关行为的紧箍咒。这由得我们思考,如何才能推动行政机关依照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去实施强拆行为,同时又能够满足行政机关关于行政效率的需求。

二、拆违类案件败诉原因具体分析

(一)立法与实践的脱节

    1.日常监管式立法与政策性拆违的偏差

对于违法建筑的强拆,行政强制法规定了较为严格的程序,除了一般行政行为强制执行所必须的催告、保障当事人陈述申辩权、制作行政强制决定并有效送达外,行政强制法第44条还规定了特别针对违法建筑强拆的特别程序,除了履行一般行政强制执行程序外,还需要公告,并且只有在过了行政复议以及诉讼的法定期限后才能强制拆除。这一规定大大延长了拆除的时间。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行为的起诉期限是在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这意味着对于违法建筑在作出行政强制决定之后无法立即执行,至少要经过半年的时间,过了复议以及诉讼的法定期限才能实施强拆。

在立法者看来,他们在制定本条文时候认为,“在违法建筑强制拆除过程中,通过以往的实践证明,拆除违法建筑并非是需要立即执行的紧急事项,一些违法建筑已经存在10年、20年,多存在几天又何妨,关键是要把事实搞清楚、将工作做细,让拆除违法建筑当事人对强制拆除有所理解和认识”2),由此可见,立法者在制定该法律时,是基于违法建筑日常监督查处的立场来设置法律规定,通过对违法建筑强拆苛以严格的程序来约束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

然后通过上文分析,行政机关拆除违法建筑,履行日常监管查处职责是拆违的动机之一,但是更多时候的拆违是出于一定政策展开的运动式执法、政策性拆违,是想要通过违法建筑查处达到环境整治目的进而完成一定的政策任务,例如“美丽乡村建设”政策对农村“一户多宅”的整治,“四边三化”行动下对公路边、铁路边、河边、山边等区域开展洁化、绿化、美化行动,拆违行动成为完成该政府中心工作的一种手段。

行政机关工作大部分系结果导向,为了完成任务,强调行政效率,特别是在一定政策之下所进行的拆违,一般都会有时效性要求。以《X区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实施方案》为例,小环境综合整治行动系2016年下半年之后X区新的政府工作任务,对此该方案规定了“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使全区所有镇街环境质量全面改善、服务功能持续增强、管理水平显著提高、街容镇貌大为改观、在2017年一年内完成2个省级中心镇、8个一般镇街的整治任务。”在这样的时限要求之下,对于要求在2017年完成整治任务的镇街而言,如果仅仅耗费在拆除违法建筑上的时间就至少半年以上,而拆除违法建筑仅仅是该整治行动的第一步,后续的工作的开展将会十分紧迫,因此,在行政效率和法定程序之间,为了能尽快完成中心工作任务,行政机关不得不选择牺牲法定程序。另一方面,从拆除违法建筑实际工作而言,违法建筑通常涉及居民基本生产生活,拆除的难度较大,需要一鼓作气的开展拆除行动,拖得时间越久,行政机关也会心生懈怠,反而更加无法完成拆除任务。因此,为了更有效的完成任务,避免懈怠之情绪,行政机关也希望能够尽快拆除违法建筑。由此,立法与拆违实际工作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偏差。

2.政策规定的拆违主体与法定职权主体的出入

虽然根据法律法规规定除了镇街,国土部门、水利部门以及县级人民政府责成的相关部门在各自的管理权限范围内拥有一定的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的职权,但是在实际政府工作中,镇街是拆除违法建筑的主要职能部门。以《X区违法建筑违法用地快速处置办法》为例,其中规定了“两违”案件的处置工作遵循“属地管理”原则,镇(街)是本辖区范围内“两违”案件处置工作的责任主体,负责所辖区域内防范和制止违法建设,组织违法建筑的拆除等工作。而在《X区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计划》中,虽然各项工作的牵头单位是相关的职能部门,但是最终实施拆违的单位都是各镇街。由此可见,镇街作为乡镇的主管部门,从政府政策而言,承担着所属辖区内主要的拆违责任。也因此基于政策规定,在镇街看来,只要是在其属地,他都有责任去查处,但是在法律上,镇街对乡镇的违法建筑只有在违反规划的情况下才有权利去查处,而对于其他比如违反一户一宅、造成水行阻塞的违法建筑,他并没有权利查处,造成了镇街有很多超越职权的违法拆违败诉案件。

(二)司法对依法行政需求供给不足

在基层法院,保障政府中心工作也是行政审判的一项政治责任,因此法院判决被告败诉难。在拆除违法建筑而导致的败诉中,X区法院较多的选择了确认违法这一种形式,同时违法建筑因其本身的不合法性,当事人不能因此要求对建筑物本身进行赔偿,所以即使被告的强拆行为被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也不会对被告造成太大的实质性影响,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确认违法判决实际上是撤销判决、履行判决的一种替代方式。3)对于违法建筑强拆行为,因为他本身是事实行为,已经实施完毕,不具有可撤销性的,故选择确认违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强拆行为违法都只能确认违法。与撤销判决相对应的,如果违法情形严重到一定程度,法院是可以判决确认行为无效。但是由于目前法律对确认无效之标准规定的较为模糊,法院在选择裁判方式时,即使被告违法程度已经严重到可以确认无效,法院也会选择败诉程度较轻的确认违法。这样的败诉判决无法体现案件之间违法严重程度的差别,由此,行政机关可能会觉得,鉴于行政强制法的严格程序,无论遵循程序到何种程度,都只是被确认违法,这样就导致行政机关更加不会将程序合法原则在工作中进行落实。

其次,如果涉案建筑确系违法建筑,那么法院在判决中一般都会对违法建筑的性质进行明确,这是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应当查明的事实之一,但是在客观上确认了行政机关可以对其违法行为不予赔偿的意思,这导致了行政机关对违法建筑强拆行为的败诉并不感冒。而事实上,如上文所述,在违法建筑的形成过程中,政府可能存在着一定的“怠于履职”的过错,或者从相对人而言,违法建筑的存在并非其本意,而是由于他人的违法行为所转嫁而成的,那么对此法院判决的不予赔偿在客观上造成了对政府行为的纵容,对相对人而言也有一定的不公平成分。就此造成了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拆违行为有抵触情绪,甚至对法院的“确认违法”的败诉判决也心有不满。

三、建议和意见

(一)政策制定者:明确权责,以镇街为主导,相互配合执法

X区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中,乡镇人民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作为拆除违法建筑的主要责任主体和实施者,从拆违工作的实施而言,有较大的合理性:镇街作为违法建筑所在地的社会管理者,在发现、查处违法建筑方面有一定的便宜性,但是也因此导致他在部分拆违诉讼中因缺乏相应职权依据而败诉。对此,首先,作为统领各个拆违职能部门和镇街的上级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明确各自权责,制定拆违方面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在制定相关拆违政策时要明确各个有权拆违行政主体之间各自的权责,防止越权。同时又要注重镇街的主导作用,注重有权机关与乡镇之间的配合。不可否认,为了更有效的实施拆违行动,镇街应当在其属地的拆违行动中承担主要领导作用。对此建议在镇街所属上级人民政府设置拆违控违的相关职能部门,镇街对违法建筑的发现承担主要责任,一旦发现有需要拆除但不属于自身职权范围的违法建筑,立即报告上级人民政府拆违控违的相关职能部门(以X区为例,为区拆违控违办公室),由该部门协调,监督有权机关落实查处,镇街对有权机关的工作予以配合协调,共同推动违法建筑拆除。

(二)实施机关:依法下的有效率拆违

虽然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在行政机关看来显得过于严格,但是无论如何依法行政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时必须要遵循的基本原则,故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固然严格,也是务必要遵守的基本要求。因此必须探索如何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下能够有效率的行使行政权力,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改进:

1.加强对在建的违法建筑的监督查处

《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了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以及设施需要强制拆除的,必须在过了法定的复议诉讼期间后行政机关才可强制拆除。从上文中立法者对该条文的解读而言,立法者认为违法建筑既然已经存在多时,并不在乎多存在几日,应该要先查清事实,再予以拆除,因此从立法者的解读而言,四十四条主要针对的是并不具有拆除紧迫性的已经建成的违法建筑。相较而言,在建的违法建筑比已经建成的违法建筑,更具有拆除的紧迫性。一方面,及时拆除可以防止违法建筑的扩大,比起等违法建筑建成后再予以拆除,在建时拆除的难度相对较小,另一方面,违法建筑在建时更容易对周围安全造成影响容易引起一定的民愤,及时拆除有利于社会稳定。因此鉴于此,笔者认为,对于在建的违法建筑,不受第四十四条的制约,一旦发现即可按照程序进行查处拆除,而不需要经过公告以及过了法定的复议诉讼期间才可实施强制拆除行为。

   相较于已经建成的违法建筑,在建的违法建筑拆除程序较为简单,合法较为容易,且效率高,而且将违法建筑提前消灭在建成前,减少了需要适用《行政强制法》第44条严格程序规定的拆违类案件。故加强对在建违法建筑的日常监督力度,及时有效快速的将违法建筑消灭在建设时,可以减少已经建成的违法建筑拆除案件数量以及败诉压力。

2.缩短相关时间节点,在保证程序合法前提下尽可能提高行政效率

法定的复议期间和诉讼期间是无法缩短的,但是对于行政强制法所规定的催告、责令限期改正以及公告的时间,法条都没有给予明确的规定,属于行政机关可以自由决定的时间。基于行政效率的考量,应尽量减少这些中间环节的时间。

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是上海市闵行区《关于拆除正在搭建违法建筑处置流程》,其中对在建的违法建设创设了“四天快速拆违处置流程”即:“发现违法建筑,执法部门将即时开具《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在建违法建筑决定书》,24小时内没有整改迹象的,将进一步开具《限期拆除正在搭建在建违法建筑催告书》,24小时后,两天内仍然没有自拆或委托代拆的,开具《强制拆除正在搭建的违法建筑决定书》,之后进入组织强拆阶段。”4)该流程将所有的时间都规定为了最少的一天,以此来加快违法建筑的拆除。笔者认为,对此可以借鉴。对于在建的违法建筑而言,其存在对社会公共管理秩序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具有拆除的紧迫性,因此最大限度的提高行政效率,符合对于在建违法建筑拆除的需求。而对于已经建成的违法建筑而言,法定的复议诉讼期间足够当事人进行自行拆除、寻求救济,尽量缩短前期时间,并不会对当事人权益造成过大的影响。由此,一旦认定涉案建筑为违法建筑当即即时开具《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在建违法建筑决定书》,24小时内没有整改迹象的,将进一步开具《限期拆除正在搭建在建违法建筑催告书》,24小时后,两天内仍然没有自拆或委托代拆的,开具《强制拆除正在搭建的违法建筑决定书》(务必注明行政相对人的行政复议、诉讼权),之后对于在建的违法建筑则立即组织强制拆除,而对于已经建成的违法建筑则在开具强制拆除决定书之时就直接予以公告,等过了复议诉讼期间后,若当事人仍未自行拆除的,则由行政机关予以强制拆除。

于此同时,对于已经建成的违法建筑,行政强制法规定只有经过法定复议和诉讼期间,才能予以强制拆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这段期间内行政机关就可以不作为。为了尽可能在法律容忍的范畴内提高行政效率,也为了能够让当事人能够更好的接受拆除违法建筑,在尚还不能强制拆除之时,行政机关也需要积极用其他方式促使当事人自行拆除,对于能够愿意拆除违法建筑的相对人,可以在与之签订协议的前提下代为拆除。

(三)司法机关:加大监督,倒逼依法行政

    1.适当适用无效判决

如上文所述,对于行政机关强拆违法建筑的行为,如果违法则法院一般都判决确认违法。在有些观点中认为“就强拆行为而言,具有法律意义的不是行政主体的意图,而是强拆行为引发的客观结果。强拆案件只需评价强拆行为的合法性即可,而效力评价则是多余的,因此强拆案件只能适用确认违法判决和驳回诉讼请求判决,而不能适用撤销判决、维持判决、确认无效判决”。5)但是笔者认为,确认无效判决不仅仅是对行为效力的一种判断,也是对行为违法严重程度的判断,法院宣告无效的判决 ,是对行政行为的最严厉否定,所涵摄的违法性程度比确认违法更高,在判决败诉程度上更为严重,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加大法院对行政机关行为的审查和监督。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当事人寻求救济的时间,确认无效之诉,可以不受起诉期间的约束,使得当事人在符合无效之诉的情形下即使超过了起诉期限也能寻求救济。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行政行为具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可以确认行为无效。对于何为重大明显违法,通常标准是其违法情形已经重大且明显到任何有理智的人均能够判断的程度。虽然行政诉讼法七十五条列举了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两种情形,该列举只是为判断“重大且明显违法”给出一个示范,事实上存有其他情形的,也可以确认无效,例如未依法作出书面决定6)等。以X区基层法院中的谢某诉某镇铁路沿线规划行政强制一案7)为例,被告仅仅对原告作出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之后便组织了强拆,该通知书并非强制执行的决定书,仅仅为催告,因此被告在进行强制拆除时并无任何的书面决定,在此情况下,笔者认为就是典型无效行为,强拆行为的作出是毫无依据。

2.设置必要补救措施

    违法建筑因其本身的违法性,法律不予保护其损失。但是在一些违法建筑拆除的案件中,违法建筑存在历史较为久远,这部分的违法建筑与政府长时间的不严格执法以及地方基层组织法律意识淡薄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在X区的拆违类案件中,部分是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建造的违法建筑之后转卖给村民,或者是相对人与铁路部门之间签订协议租用铁路沿线土地建造房屋,这些违法建筑的存在于政府不严格执法,默认违法建筑的存在、地方基层组织法律意识淡薄有着密切的关系,相对人对涉案建筑在其长期存在期间已经产生了一定的信赖利益,基于此而进行的拆除,往往并非相对人单方面的过错。对于一些并非当事人过错建成的违法建筑,在某些地区规定中可以得到一定的补偿,例如“台北市举办公共工程对合法建筑及农作物改良作物拆迁补偿暨违章建筑处置办法”中对违章建筑按照年份的久远,分别按照合法建筑重置价格的一定百分比进行补偿。8)例如《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的处理决定》中规定对于占用基本农田、占用一级水源保护区用地、占用公共道路、广场、绿地、高压供电走廊、公共设施和公益项目用地,压占地下管线或者其他严重影响城市规划,又不能采取措施加以改正的的违法建筑依法应予拆除,但是其建设行为发生在土地用途依法确定前的,拆除时应当予以适当补偿。从上述两个例子来看,如果违法建设的存在,存在着政府监督不利或者并非由于相对人原因而成为违法建筑的情形下,法院也可以酌情考虑给予一定的补偿。

结语

促进行政机关强拆行为的合法化,不仅仅需要法律的严格规定,更需要行政机关在开展工作能够自觉遵守法律,也需要法律能够满足行政机关一定的行政效率需求。作为司法者也是亦然,一方面应当通过审判去监督行政机关落实法律规定,同时也要为其开展工作提供一定的司法保障,故破解行政机关违法建筑强拆“合法难”的困境,需要行政机关自身以及司法机关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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