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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类案件刑民交叉问题研究

2013-03-23   

    关于民间借贷的审判工作不仅仅关乎当事人的切身利益,还关系到国家金融秩序。在诸多情况下,民间借贷往往引发非法集资类犯罪,从而导致一个案件中民事与刑事法律关系较之,如民事审判中发现债务人存在非法集资的行为,刑事审判中被害人就涉案债权提起民事诉讼,民事裁决生效后又牵涉非法集资等情形。在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类案件审理中,最为棘手问题不仅仅是审判程序上“先刑后民”、“刑民并行”、“先民后刑”适用的问题,还包括正确理解和适用刑民法律的问题。对于此类案件审理中的“刑民交叉”问题,既无全面可遵循的法律,亦无对现有规定的梳理。同时在实践中还存在着不少不尽人意亦或有违立法目的的情形,亟待研究解决。
    一、刑民程序法交叉
    民间借贷中涉及非法集资类犯罪,在程序法上出现交叉的原因主要在于证据制度的差异以及刑民判决预决力之间的互相影响。
    就证据制度而言,由于民事审判程序的证明标准仅要求达到“明显优势”即可,而刑事审判程序通过控辩双方对证据三性的质证,达到采信的证据真实可信、确实充分的程度,因此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应当成为民事诉讼中的免证事实,无需另行举证;而已经被刑事判决所否定的事实不应当成为民事诉讼中的免证事实,当事人不得直接援引刑事诉讼中的否定性结论,被刑事诉讼所否定的事实仍然应当成为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
    就判决的预决力而言,民事判决可以在刑事审判中作为证据质证,而已生效的刑事判决则应当作为民事判决的依据,除了存在被告人不承担刑事责任,却仍需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①]
    综上,民事审判中对事实及证据的证实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取决于涉刑案件所作出的决断;而刑事案件的侦查立案的来源又往往来源于民事审判中对刑事犯罪的敏感捕捉。下文就民间借贷涉非法集资类案件中可能存在的侦查、立案、判决生效几个“时间段”交错或分离的情况下,就法律规定,实践中的做法以及存在的缺陷等问题进行讨论。
    (一)刑事判决生效先于民事案件立案
    由于司法实践中,刑事追赃并未能实际成为法定程序,追赃由哪个部门进行执行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存款人并非被害人[②],不符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条件。虽然,有观点认为此类因犯罪行为而遭受损失的个人和单位亦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③]但却并无法律依据,且如作为附民诉讼予以受理将给刑事审判带来极大的压力。
    因此,在刑事判决生效之后,存款人的合法权益往往并不能得到全部的救济,诉诸民事程序也就在所难免。在刑事判决已生效的情形下,存款人以商事纠纷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11条予以受理,并作出判决。实践中,对于此类诉讼法院往往存在不予直接立案的情形。尤其是对于集资诈骗罪所涉的商事纠纷,经常以“已予以追赃并发还”为理由直接认定债权“消灭”的情形比比皆是,使得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够得到保护,甚至使其丧失了提出诉求的权利。同时,由于涉案的存款人人数众多,个案逐一审理将导致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且可能导致较早生效的判决得到较早的执行,从而使得尚未生效的案件当事人无法得到平等的救济。
    (二)刑事侦查立案先于商事诉讼的提起
    由于非被害人无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刑事案件尚未侦查完毕、提起公诉等原因,存款人往往急于得到民事上的救济,从而以商事纠纷为由提起诉讼。但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只有刑事判决未涉及追赃,存款人也未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况下,才可以受理民事诉讼以作为补充救济的途径。实践中基本上都是依照法律规定在进行操作,却难免存在因并不知晓刑事案件立案的信息,从而导致进入审理程序,甚至做出生效判决的情况。由于刑事侦查立案的信息并不公开,也没有相关法律规定在民事案件受理时存在查证的必要,因此不论是存款人还是人民法院,甚至债务人本人,都可能在存款人提起民事诉讼之时对于刑事案件的侦查处于并不知晓的状态。待到侦查终结,提起诉讼才可能知晓。同样,由于管辖权和民事案件缺乏对当事人涉诉情况的审查,即使因相关法律事实而导致刑事案件立案审理也不一定被民事案件受理法院知晓,极可能出现最终的民事判决与刑事判决相冲突的可能,从而使得法律的规定失去意义。
    (三)民事案件审理先于刑事案件立案侦查
    非法集资类案件的侦查线索很多都来自于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敏锐的捕捉。因此,很有可能出现民事案件审理先于刑事立案侦查的情况。由于民事案件的审理需以另一案件的结果为依据,故应裁定中止审理,将案件移送侦查机关。实践中人民法院大多能够遵守规定。但是由于中止案件过多,往往会造成积案过多,很多法院都会在刑事案件立案侦查后裁定驳回起诉。这一定程度上侵犯了部分债权人的诉权,使之丧失先于其他债权人得到救济的可能性。并且刑事侦查立案先于商事诉讼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其他法院仍予以审理的情况,造成判决之间的冲突。
    (四)民事判决生效先于刑事案件立案
    现实中即部分债权人的债权已实现后,发现存在刑事犯罪。一种情况是民事判决生效后,发现涉及犯罪,进入刑事程序;另一种情况是部分债权人通过民事诉讼完成救济后进入刑事程序,而其他债权人的诉请则被裁定驳回。对于实践中的第二种情况,一部分债权人会优先得到受偿,直到刑事案件立案侦查,冻结债务人账户为止。如此涉案款项就被已生效的民事判决和刑事侦查划分为债权债务和涉案赃款两部分,未实现民事诉讼的债权人往往面临着因无法完成诉讼而得不到有效救济的风险。存在的争议主要有三点:一是民事判决可否作为证据在刑事案件中使用,二是民事判决的事实认定同事实有出入应如何处理,三是民事判决的赔偿和刑事判决的赔偿无法合理公平地执行。当然,在刑、民互不影响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涉刑案件型、民并行的观点也可适用。
    二、刑民实体法交叉
    民间借贷类案件刑民实体法上的交叉实质上源于法规竞合,由于民法和刑法都对该项法律事实作了相应的规定,且竞相要求适用于该法律事实,造成刑民案件的交叉。[④]从惩治打击犯罪、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要合法合理地处理民间借贷、非法集资案件审理中的刑民交叉问题,也要求审判人员准确把握犯罪构成,准确区分罪与非罪。1997年刑法修订时设立了非法集资类犯罪。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作为非法集资的一般法规定而设立的,是该类罪名的兜底罪名,即是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之间的一条界线。据此,合法合理的区分民间借贷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即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关键所在。
    犯罪主体及主观方面对于罪与非罪的识别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民间借贷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二者的主体既可以是单位,亦可以是个人,而主观方面也不宜有故意和过失之分,一来是由于合法民间借贷者及吸收存款者的主观意图难以确认;二来是如排除过失犯罪,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甚至还有纵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发生的嫌疑。因此,对于区别罪与非罪来说,更具实际意义的构成要件是客体及客观方面。
    就客体而言,民间借贷的客体是实实在在的债权,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客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商业银行吸收公众存款的垄断性及获批单位、个人公开融资的特许权;然而,客体判断并不能成为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类犯罪之间的标准,因为作为非法集资犯罪的主要犯罪----集资诈骗罪的客体中又包含了存款人的债权。因此,应当视具体的犯罪而作出适当的客体判断。
    就客观方面而言,需结合最高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具有以下四个特征:违法性、辐射性、利诱性、社会性。[⑤]这四个特征要件即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凡不符合其中任一特征即不应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属合法的民间借贷。就利诱性而言,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区别主要在于行为的违法性、辐射性以及社会性。就违法性来看,可能存在主体违法,业务违法、经营违法三种情形,此三种违法均是指违反了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关于辐射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通过媒体、推介、传单、手机短信等方式进行公开宣传的,而民间借贷则是存在着各种信息传递的方式,诸如口口相传、语音联络、手机短信及电子邮件等形式,但民间借贷则更多的存在亲戚、朋友等一个相对可以探寻的圈子中。而融资行为是否具有社会性,即是否针对不特定对象,这个标注当然应结合公开性进行判断。但如何具体确定“不特定对象”则颇具争议。由于个人、公司、企业在民法上都是平等的主体,且大多数存款人之间都具有某种共性,因此,不能够对特定对象进行一般性的解释,而应结合集资人的主观意识以及存款人之间的联系程度来进行判断。集资人是否明知或放任存款人的范围扩大,对于公开宣传是否知晓,存款人之间是否是毫无关联,都是判断的依据。如果答案均是否定的,则不宜认定为犯罪。根据最高法院有关通知精神,为保障民间借贷当事人合法权益,不侵犯市场经济秩序及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的民间借贷均系合法的,不应动辄认定为犯罪。
    三、刑民交叉问题的正确处理
    (一)司法处理
    涉非法集资类民间借贷的合同效力认定关系到存款人的合法权益应如何救济的问题,其也与刑事案件所认定的罪名有着很大关系。
    根据《刑法》规定,如涉集资诈骗罪,则涉案资金属于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应予以追缴并返还被害人;如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由于该罪名不存在存款人财产权这一客体,同时被告人也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因此不宜将被告人所吸收的存款认定为违法所得。撇开程序法上的刑民交叉不论,实践中对涉刑合同效力的认定存在以下三种做法:一是根据《合同法》第52条之规定,涉非法集资类民间借贷案件的合同因“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或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属于无效合同;二是通过对合同有效要件的判断,对单个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做出认定。因为非法集资类犯罪具有社会性的特征,单个的借贷合同并无“集资”的特征,因此不能构成犯罪。故合同是否无效与债务人最终是否构成犯罪无关。三是对于集资诈骗罪而言,因需要追缴违法所得,且违反《合同法》第52条之规定,当属无效合同;而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言,则应从保护存款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确认合同有效。
    此类借贷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从保障存款人合法利益,打击违法犯罪,发挥法律的警示教育作用这三个角度出发,依据法律规定对合同的效力进行认定。如若简单的认定合同有效,则存在债务人应根据合同约定履约,还款付息的情形,这恰恰有悖于立法的旨意,排除了法律的教育作用,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鼓励”人们参与非法集资的效果。如认定借贷合同为无效合同,则债务人所吸收的资金应作为不当得利返还给存款人,然而,诸多情况下,借贷合同还附有担保合同,且此时债务人往往已丧失全部偿付的能力,如认定合同无效,则将免除担保人的责任,使得债权人的求偿权不能够得到全部救济。民间借贷类涉及非法集资类案件的处理中,应认定合同有效。对于存款人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偿还本金的诉求应予以支持;同时应适当调整利息,对于偿付高额利息的诉求不予支持。如此,既能够保障存款人的利益,且存款人也能够因未获利息而受到警示教育,能够发挥法律的教育作用,打击犯罪,维持稳定。
    (二)促成立法
    在实体方面,应加强实践论证和理论研究,结合金融改革和对民间资本运作放宽的态势,在保障债权人权益和经济秩序稳定、打击犯罪之间寻求实体的平衡点。如可以通过设计债务人破产程序,将破产程序前置于刑事案件,以避免债务人的不配合不履行。
    在程序方面,同样需要有针对性的立法来解决程序问题。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对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足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的前提下,可以优先处理刑事案件,然后再处理民事纠纷;在刑民各不影响的情况下,刑民并举也是可以的,进行刑民合并审理。同时考虑在执行过程中,更好地保护债权的实际权益,建议可以采用合并审理的方式,借鉴破产程序的程序规则。
   
 


[①] 参见江伟、范跃如:《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机制研究》,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
[②] 参见张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难点问题》,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年第12期。
[③] 陈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几个问题》,载中国法院网,http://www.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0308/27/77165.shtml,最后浏览时间:2011年9月13日。
[④] 参见江伟、范跃如:《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机制研究》,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
[⑤] 参见刘为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11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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